郭丹彤:對立、轉化與認同——我者與他者關係的三個層次|古代埃及文明中的我者與他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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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我者是指有共同文化認同的群體,反之即為他者。對於古代埃及人來講,我者是指居住在古埃及疆域內有著相同的價值觀念、語言文化、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的群體,亦即埃及人。古代埃及的疆域,儘管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地域範圍卻是相對固定的,即北臨地中海、南到尼羅河第一瀑布、東北通過西奈半島與亞洲隔開。由此,居住於這個地域範圍之外與古埃及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語言文化、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的群體就是他者,即非埃及人。

關於古代埃及文明中我者與他者的關係,有三個遞進的層次:

首先,二者是相互對立的,它們在內涵上非此即彼,從而凸顯出二者的不同;

●其次,二者又不僅僅是單純的對立與排斥,我者的構建以承認他者的存在為前提,沒有他者,就沒有我者;

●最後,二者非此即彼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演進發生轉化,並最終走向認同。

古代埃及人對自我概念的構建是通過對他者的比較來完成的。在古埃及人心目中,亞洲等他者的地理環境和居民不僅不同於埃及和埃及人,而且比埃及的地理環境惡劣得多。與此同時,古埃及人用單詞「芮邁特」(rmt)特指埃及人,而將其他非埃及人稱為「哈蘇提烏」(hasutiu),即「外國人」。如此,古埃及人將自我在地理環境和族群上從他者中區分出來,進而構建起了我者和他者的概念。

埃及卡納克神廟遺址的大多柱廳,建於3200多年前

在對我者和他者概念的界定中古埃及人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則根植於古埃及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在古埃及人心目中,埃及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國家或地區則處於世界的邊緣。在地理環境上,邊緣地區的高地丘陵和荒漠與世界中心埃及的尼羅河衝擊平原相對立,所以邊緣地區無疑是混亂的象徵,只有中心國家才是秩序的社會。不僅如此,對於古埃及這個世界中心來講,邊緣地區的存在僅僅是為了滿足中心國家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一切需求。邊緣地區通過向中心國家提供物質財富而獲得其存在的價值,而他們自身在「文化上低劣,不曉得建城造房,不認識穀物,不曉得夏種冬收,因此,只有在被中心國家所關注的時候才可以進入神祇創造的世界」。事實上,古埃及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來源於其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以及古埃及人對自然現象的認知,即古埃及人從太陽每日的升起與尼羅河每年的定期氾濫中得出了古埃及是世界中心的結論。如此,古埃及人便以埃及的事物為標準來判斷其他國家的一切事物。由於尼羅河從南向北流入地中海,因此當古埃及人看到由北向南流入波斯灣的幼發拉底河時,便想當然地以為它是一條倒流的河。

古埃及十九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前1279年至前1213年)雕像,大英博物館

古埃及人關於我者與他者的概念,特別是我者與他者的對立與排斥,建立在中心與邊緣對立的這一埃及中心論的基礎之上,並以在古埃及邊境構築軍事防禦工事為其具體表達。第12王朝(公元前1985—前1773年)統治時期,埃及在三角洲東部地區修建了一系列帶有眾多瞭望塔的軍事防禦工事—「統治者之牆」,其目的是為了防禦從西奈半島湧入埃及的亞洲人。而早在第十王朝統治時期,埃及就已在三角洲東部修築了諸如堡壘、屏障、壕溝等防禦工事,這些防禦工事應當就是第12王朝的「統治者之牆」的先導。也正因為這些軍事防禦工事的存在,埃及才成功地阻止了亞洲人對埃及的滲透。而在古埃及的南部邊境,第12王朝同樣也構築了塞姆納、烏如納提、米爾格薩和阿斯庫特等四座軍事防禦工事。根據塞姆納石碑記載,埃及禁止努比亞人越過這些防禦工事進入埃及境內放牧或旅行。

我者與他者不僅是對立和排斥的,二者之間也存在著互動與轉化,這從古埃及文明的發展軌跡便可得知。埃及文明在經歷了古王國(公元前2686—前2125年)和中王國(公元前2055—前1650年)兩個強盛時期後迎來了埃及歷史上的第一個異族政權——希克索斯王朝(公元前1650—前1550年)。希克索斯人是來自亞洲的阿拉米亞人的一支,他們的到來是他者轉化為我者的第一個成功範例。假如說希克索斯人對埃及的征服是他者主動轉化為我者,那麼接下來的新王國時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埃及對亞洲和努比亞的征服並將它們納入古埃及的版圖,則是他者對我者的被動轉化。新王國晚期,亞洲人、利比亞人和努比亞人大批湧入埃及,儘管埃及人位於北部與南部邊境的軍事防禦工事猶在,但是他們對這些異族的態度卻由防禦和驅逐轉變為接納。

古埃及十八朝法老圖坦卡蒙(前1332年至前1323年)的卡諾皮斯罐上的雕像,開羅博物館

新王國結束後埃及國力日趨衰弱,這就使亞洲人、利比亞人和努比亞人等異族相繼入駐埃及成為大概,於是埃及歷史上便先後出現了利比亞王朝(公元前945—前715年)、努比亞王朝(公元前747—前656年)、波斯統治時期(公元前525—前404年)和希臘馬其頓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這些異族政權是他者主動轉化為我者的一個又一個成功範例。這些異族人在古埃及的統治,使埃及人最初的我者與他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正如羅馬詩人賀拉斯所說的:「希臘人成了羅馬人的俘虜,希臘文化俘虜了羅馬人。」之於異族人與埃及人來講,就是他們征服了埃及,但是反過來卻被底蘊深厚的埃及文化所折服,並最終接受了埃及文化。另外,接受埃及文化也是異族統治者為了穩固其在埃及的統治所採取的必要措施。因此,這些異族人對埃及文化的主動接受實質上就是對埃及文化的認同。

他者轉化為我者的同時,我者也開始轉化為他者。希克索斯人將馬和戰車引入埃及;廣泛應用於埃及的水利灌溉工具沙杜夫來自兩河流域;菲力斯丁人教會了埃及人鍊鐵和玻璃製造技術;希臘人則向埃及人傳授了鑄幣和造船技術,等等。如此,在接受並認同他者文化的過程中,我者也逐漸轉化為他者。

簡要之,古代埃及文明中的我者與他者從彼此對立走向彼此認同。這種趨勢同樣也存在於其他古代文明的我者和他者的關係中,併成為文明發展的主旋侓。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