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安全島
報人劉亞
東A
來源： 知識分子
作者： 饒毅
圖源：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官網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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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學術機構要進步就要改革。高等教育機構和科研機構的改革，並非群眾運動，而是有識之士有先見之明，突破成規，帶領大家前進，即使開始並不是大家都同時理解同樣的程度。
一所大學或一個科研機構，如果只是維持現狀，而且全世界其他單位也都維持現狀，可以不改革。如果需要相對進步，從平庸成為優秀，從優秀成為領先，就必須改革。如果其他單位改革，那麽即使是維持原地位，也必須改革。這一簡單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作者的母校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從一個平淡無奇的地方醫學院成為全世界頂尖的醫學院，其改革含優秀科學家扳倒代表百分之九十平庸老師的校長的一環，才開始急劇上升，第一個十年就出現以後三個相當於或者超過諾貝爾獎的工作，並順帶有了以後的美國科學院院長、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院長、去哈佛醫學院創立嶄新學科的系主任，以及遍布全球生物醫學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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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中國進行了很多改革，很多人為之奮鬥，帶來中國進步；
近十幾年，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希望更多人努力，邁向世界前列。
但是，還有很多不改革的習俗、反改革的情況，阻礙中國發展。在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領域，我們多少個單位、多少人敢於擔當真正改革？多少單位、多少人不敢擔當而無作為？多少單位、多少人不僅不改革，還假冒改革之名、行打壓改革之實？具體到一項在北大清華積累成功經驗的非升即走預聘制，在全國很多單位為什麽會走調？為什麽還有大學和研究機構以這樣體制之名，肆意大量近親繁殖，在不同方面不改革、或反改革？
有時，不僅要對中國的改革溫故而知新，也不妨了解國外的科學和高校改革歷程。
對我自己成長最有意義的母校，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在我讀書的1985至1991年，它在生物醫學領域全方位領先世界，而且其研究生教育也領先世界，其教授後來紛紛出任美國科學界領袖，影響全美，進而影響世界。
我們這些受益頗多的學生，其實不了解母校發展的艱難，有些坐享其成。這部份是因為我們是學生不懂，部份是因為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習慣：不談矛盾，至少多年不談。所以，很多細節、甚至關鍵點，不僅學生不知道，老師也知之甚少。沒有幾個人知道，從一個在1960年代還平淡無奇的地方醫學院在1980年代成為全世界頂尖的醫學院，其改革需要優秀科學家扳倒代表百分之九十平庸老師的校長，才有以後的老師學生坐享其成。
2011年，UCSF的藥理系前系主任、著名細胞生物學家Henry Bourne（柏昂）出版了一本書，透過訪談和查資料，還原了UCSF改革關鍵時期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大學與城市
加州大學有多個分校區。總校在 UC Berkeley，UCSF本身起源為其醫學系，後來是其醫學院。其基礎系科到1958年從柏克萊搬到舊金山，名字才從加州大學醫學院改成舊金山加州大學，成為加州大學獨立的一個校區，雖然這個校區與其他的不同，沒有本科，只有研究生水平的醫學院、藥學院、以及牙科和護理學院等。
柏克萊早已在科學上舉世矚目，到1970年已經有6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8位元化學諾獎得主，而UCSF在科學上無所建樹，名聲中不溜秋，屬於培養當地醫生的地方院校。
UCSF的分校長及其領導班子，以及大多數（Bourne估計90%以上）老師，都安於現狀，不思進取。
彼時，舊金山已經不是1840年代淘金地，而是經濟和文化高度發達的國際大都會。世界著名的大學柏克萊和史丹佛都在其郊區。矽谷更是在其後院成長起來。
改革者們
柏昂總結，掀起UCSF改革的是幾位教授和系主任、研究所所長：Izzy S. Edelman（愛德曼，1920-2004）、Richard J. Havel（哈沃，1925-2016）、Julius H. Comroe（康羅，1911-1984）、Lloyd H. Smith（史密斯，1924-2018）。他們當中，到UCSF工作最早的是愛德曼，年齡最大的是康羅。最初起事的是愛德曼，領頭革命的是康羅。
四位改革者都對美國東部有微詞而到舊金山，從學霸林立的學界高峰到有較大發展空間的新地方。
愛德曼是紐約的猶太人，但在1920-1950年代，他飽受美國白人對猶太人的歧視，成績名列前茅卻只有一個農業州（印第安那）的醫學院錄取他，實習、醫院無不如此，原子能委員會居然認為他是安全隱患而不讓他到用同位素的柏克萊的一個著名實驗室做博士後。不得已到不需要透過「安全」要求的哈佛。愛德曼的研究做的很好，但1952年找工作並不順利。作為白人的柏昂認為反猶是因素，愛德曼本人認為不是。正如很多華人不知道、不願承認被歧視一樣，很多白人明顯知道華人受歧視了，華人自己也不承認。最後，他也只有UCSF一個工作，而且經費和實驗室都很差（沒有實驗台、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開關的地下室）。他在UCSF做得很好，1978年去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任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系主任，在那提拔支持了當時32歲的Richard Axel（2004年諾獎得主）等年輕有為的科學家，建該系為分子生物學的高峰。
哈沃在NIH做的博士後，在那裏改進了定量超速離心方法，對研究脂蛋白很重要，他的1955年論文被參照超過1萬次。1956年，他告別NIH，帶著到西海岸創新天地的心態加入UCSF。
康羅的父兄都是畢業於老牌的賓州大學及其享有盛譽的醫學院的醫生。他的哥哥是寫過經典教科書的著名風濕病專家(英文「風濕病學家」就是他哥哥創造的)。康羅本科和醫學院都是第一名畢業。因為做外科手術時一只眼睛被感染，不得不摘除後放棄外科而改做研究，25歲開始做研究，一生發表兩百多篇論文。1936年至1938年，他的研究確定了頸動脈體和主動脈竇的化學感受器，澄清了圍繞最初發現者比利時的Corneille Heymans的一些爭議。
但是，康羅做了十年助理教授還沒有晉升，他不高興而加入了新成立的賓州大學醫學研究生院，出任其生理和藥理系主任，當時他35歲。1955年，他主編了一本以肺的生理和肺功能為主要內容的書【肺】。這本書被轉譯為多種語言。作為呼吸科醫生而做研究的我父親有一本英文版。康羅還推動用新的方法給醫學生教基礎醫學的課程。醫學院生理系主任於1950年去世，但很多人反對這時很有資格出任醫學院系主任的康羅。而且賓州大學好像也不準備支持其醫學研究生院了。
1956年，45歲的康羅對賓州大學不滿而尋求其他可能性。UCSF請他出任藥理系主任，在去舊金山機場的路上，陪同他的藥理系招聘委員會成員也同時是新成立的心血管研究所（CVRI）所長招聘委員會成員，請他建議所長人選。康羅回答：「我」。雖然他研究肺，而不是心血管，他說血液在全身流動。
康羅在UCSF繼續了研究。例如1958年發現一氧化氮（NO）的作用，這是1978年Robert Furchgott發現的血管內皮細胞衍生因子的前奏。1986年確定就是瓦斯分子NO，而為1998年的諾獎。
康羅上任時要求研究所與系同樣直接給醫學院院長報告，而不是給幾個系主任報告。他決心要把CVRI建設成為全世界最好的心血管研究所。我父親1983年去UCSF就是加入CVRI的一個實驗室，雖然導師也是生理系教授，但其主要關系都在CVRI，各種函件、手續也都是CVRI辦的。
康羅的領袖作用，很快超出CVRI的範圍。他幫助UCSF招聘其他系主任，要求對高水平的人給予自主權和強支持。他也幫助招聘高水平的教授。對於UCSF當時很弱的行政和辦事效率，他直接批評。例如發現交研究經費申請的時間拖拖拉拉，他統計了幾個學校的數據，透過比較說服加州大學總校長需要批評舊金山分校。總校長多次越過分校長支持CVRI。在全美的呼吸病學界、在全美醫學界，康羅都發揮了重要影響。1963年至1969年，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醫生必讀生理學」系列文章。他推動了美國對基礎醫學研究的支持、美國醫生參與科學研究。
史密斯畢業於哈佛醫學院，其後有很好的研究訓練和經歷。留在附屬的麻省總醫院（MGH）內科學系，主持內分泌科。38歲時，大內科主任去世，沒有讓他接班，他不高興而尋求其他機會。愛德曼和康羅都參與了UCSF招聘他的過程。他覺得1963年上任的醫學院院長William O. Reinhardt有膽量，在去機場的路上就答應出任UCSF的內科學系。院長給什麽他就接受什麽，沒有提條件，因為他預計醫學院一定需要他這個最大的系成功，所以以後自然還會提供條件。他對自己的自信心和對學校發展的預計都很準確。對於舊金山的弱點他清楚，對於其發展前景有信心。
優雅是改革的障礙
1950年代的舊金山的醫學院，顯然遠落後於舊金山的發展需求。
1950至1960年代，UCSF的分校長是一位熱愛醫學史的解剖教授。他和當時的大部份校領導、大部份師生員工一樣沒有意識到UCSF已經落後於舊金山的發展，更不理解急起直追的緊迫性。
桑德斯（John B. de Saunders,1903-1991）出生於南非，自英國愛丁堡大學獲醫學學位，28歲（1931年）加入加州大學醫學院解剖系，34歲成為醫學史系主任，35歲成為解剖系主任，40歲成為圖書館長，1958年成為醫學院院長，1964年成為獨立的第一任分校長。桑德斯熱愛歷史，發表過科學史的文章。他愛書如命，利用做圖書館長的便利把學校的孤本罕見書帶回自己家，死後才還給學校。桑德斯講話溫文爾雅，充滿有歷史深度的藝術和美感。但是，他做事慢吞吞，決策猶猶豫豫，對研究無動於衷，對學校進步沒有很好的想法和辦法。
對於美國醫學院校的研究提高、研究經費增長的大勢，桑德斯也持保守態度，擔心研究經費太多了會影響教學和醫療。而事實上，不僅美國的醫學研究經費正在飛速增長，而且UCSF的研究經費也將快速增加。
一個優雅的學者，可以做維持會的會長，前提是學校不需要有實質變化，任何人都可以當撞鐘的和尚。
當改革是大勢所趨的時候，優雅就是慢吞吞的代名詞，就是改革過程的障礙。
犧牲品
除了舊金山發展的歷史大勢，加州大學的總校長也是改革的先鋒。
科爾（Clark Kerr，1911-2003）先任柏克萊的分校長，於1958年接任加州大學總校長。這位工業經濟學家改革雷厲風行，建立多個新的分校，放權讓分校有很大自主權。科爾在擔任柏克萊分校長期間要求每個系都要成為全美前六。
科爾讓UCSF成為分校，並與柏克萊脫離，把全部院系搬到舊金山，並為之建新大樓。這些大樓到1966年建成，是以後舉世著名研究的主要場所。他主張UCSF提高研究品質，不僅培養學生和讓醫生在學校建築物行醫。一旦認識到UCSF的研究在全美只有20左右，與他要求柏克萊的前六有相當距離，他也不滿。
他參與了對UCSF未來的關鍵決策，雖然以後因為加州州長雷根代表的美國右翼回潮，而在1967年撤了科爾的總校長職位。1987年，雷根總統的新聞發言人承認雷根當時並不清楚科爾及柏克萊的情況，但在右翼群情激奮的左右下，與之互相利用，雷根用「清掃柏克萊」為口號獲得右翼選票，對加州大學功勛卓著的科爾校長成為右派民粹的犧牲品。
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戰爭
史密斯上任內科系不到一個月，康羅來訪。
他單刀直入：需要換掉桑德斯。
史密斯大驚失色。他不久前還與桑德斯談過話，桑德斯給史密斯大談「人類生態學」，雖然史密斯沒有聽懂。
康羅到UCSF之前，就有教授不滿桑德斯。但康羅到後，請哈沃和愛德曼任CVRI副所長。聘請優秀科學家，大大提高NIH經費的申請和獲得。在申請經費過程中，遇到分校的拖延等各種問題，康羅就多次越過分校領導請總校長支持。遇到一些不合理的舊的規章制度，他也請總校長幫忙解決。
1962年，康羅就報告總校長：如果不撤了桑德斯的醫學院院長職位，我們好幾位教授就要辭職了。1963年，醫學院院長由Reinhardt接任。1964年，桑德斯成為分校長。
在經費使用、空間分配、教授聘任和晉升等方面，桑德斯與康羅以及一些希望提升UCSF研究力量的教授、系主任意見不同，有時發生沖突。其中包括外科系主任Gil Goldman。桑德斯給Goldman家裏電話，其女兒接到，但不肯轉達桑德斯的資訊：要她父親辭職。桑德斯只能親自與Goldman交談，但被怒火中燒的Goldman勸說後沒有要求後者辭職。（Goldman的女兒嫁人後的名字為Diane Feinstein，曾任舊金山市市長、幾十年的美國參議員）。
柏昂找到了康羅留下的紙箱子，標記「桑德斯」。康羅從1961年起就經常給總校長寫信，以致於柏昂感嘆我不知道誰會給總校長寫這麽多信。留下的文件羅列了對桑德斯的抱怨及其解決辦法，包括要換哪些人。到1963年，對桑德斯的不滿有13條，寫滿了4頁打字紙，包括無能、不放權、教授見不到、無理延遲，不承認事實、判斷和政策的錯誤，不聽勸告，周圍盡是唯唯諾諾之徒（yes men），不如教授了解情況、未來發展計劃、晉升、預算、招聘系主任不力、收集反對自己的教授的材料（dossier）。這樣的分校長對教授的時間造成巨大的浪費（說話冗長單調、避免大事）。總校長起初擔心康羅是否太過分，後來認為他確實能幹，而且很有才華。
1964年11月20日，康羅發起了給總校長的聯名信，簽字有十人，包括醫學院院長、外科和內科系主任，麻醉、藥理、精神病系主任，愛德曼，心血管專家等。27日，總校長派代表與12位元UCSF的代表談話。後者提出UCSF現在是地方院校，需要提升。但如果不換分校長，他們都要離開UCSF。
科爾花了幾個月了解UCSF的情況，包括美國醫學院協會的報告、加州大學之外的專家、UCSF與發起改革無關的其他教授、自己的醫生等。
1965年1月，舊金山一些醫生發起支持桑德斯的活動，反對撤銷其職位，理由是桑德斯建立了醫學院與舊金山醫生的良好合作。這些醫生慫恿媒體報道。桑德斯認為要撤他職的人是為了「名譽、權力、預算」。反對他的人認為是為了解決學術醫學中「平庸與卓越」的矛盾。
科爾感到支持撤桑德斯職都是極為優秀的教授們，但大多數教授並不支持撤桑德斯職。
實際上，支持桑德斯的大多數醫生將被歷史所影響。1965年，美國政府給老年人的醫療保險Medicare和給窮人的Medicaid開始。這些保險支持了老年人和窮人的醫療，這樣的政策給醫學院附屬醫院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一些原來付不起醫療費用的病人，成為了醫院主要收費來源。原來對醫學院有很大影響的臨床醫生，依賴從富有的病人收費。來源改變後，醫院收費、醫學院經濟來源對這些醫生的依賴將大大降低。但科爾考慮的時候，這還沒有成為因素。
科爾等到6、7月下決心，是為UCSF追求卓越。
風起雲湧
換了分校長後，學校的目標顯然是追求卓越。方針是支持學術優秀的教授、吸引全國的優秀研究人才、大力申請國家研究經費。
幾個主要系主任招聘強調學術，基礎系科加強，臨床系科強調研究。
經過幾年的招聘努力，最後是史密斯的努力，William Rutter終於同意，並在1969年上任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系主任，將UCSF快步帶到分子生物學的世界前列。他先招聘NIH的研究員Gordon Tomkins，後者研究出色，不喜歡行政但很樂意與其他教授交流學術，對年輕人有很好的學術熏陶，讓年輕人和他一樣沈浸在學術中。
三年中他們招聘了DNA化學專家Howard Goodman，細胞生物學家James Spudich，生物化學家John A Watson，分子生物學家Christine Guthrie，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追求優秀、也追求平權，所以有了第一個黑人教授和第一位女性教授。Tomkins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但可惜因為腦瘤於1975年早逝。
1971年上任的醫學院院長（後來繼續任分校長）Julius Krevans（1924-2015）領導UCSF 22年。他更加強調研究。基礎醫學系科不僅做研究，而且要臨床系科貢獻經費。臨床系科不僅給醫學院經費支持基礎研究，而且自己也要開展優質研究。基礎系科也支持醫學院出資支持臨床研究需要的空間設施。
生物化學系繼續一馬當先。不僅它發展，而且它幫助其他系科發展。微生物系不重視的Herbert Boyer，與生物化學系有良好互動，Rutter更是把Boyer聘到生化系。Boyer在為人不起眼的研究過程中，不斷推進，最後於1973年與史丹佛大學的微生物學家Stanley Cohen共同發明了以Boyer研究的工具酶為基礎的重組DNA技術（所謂「基因工程」由此誕生）。這一發明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技術發明，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生物學技術發明。
微生物系的Mike Bishop和Harold Varmus研究癌癥發病原理，於1977年證明病毒導致癌癥的基因在動物體內有相應的內源基因。這一發現，於1989年獲諾獎。它揭示了癌癥發病的本質：基因突變。有些基因突變導致其功能增加而促進癌癥，這些為癌基因。後來其他科學家發現有些基因平時抑制癌癥（抑癌基因），突變後缺失抑制功能而導致癌癥發生。
1972年加入神經內科系的Stanley Prusiner，雄心勃勃地研究羊的罕見傳染病，不顧各種困難和反對，於1982年提出朊病毒的概念：只要蛋白質，不含核酸，也可以導致傳染病。其後繼續遭到多方面反對，但逐漸被認為對人類有意義，類似一類人類傳染病（如狂牛症）、而其發病機理說不定真的不用核酸。他於1997年獲得諾獎。
也就是說，UCSF在改革後不到十年，有三個諾獎級的工作，其中未獲諾獎的重組DNA技術是影響全人類的劃時代的發明。
而Boyer也在1976年與投資家合作，創辦全世界第一個現代生物技術企業Genentech。這一企業有原創性的研究和發明，是世界上第一個用重組DNA技術生產胰島素的公司。成立四年後的1980年10月14日，它在華爾街上市IPO創造了到那時為止一天增加價值最高的世界歷史記錄。
UCSF一批教授、博士後、研究生以自己的技術和特長，創辦或加入當時興起的生物技術企業，帶領了全世界的產業和經濟發展。
根深葉茂
在早期飛速發展後，如果只追求光彩，後來就會有問題，甚至後繼乏人。
UCSF樹大根深是因為不斷有新的優秀科學家加入。
需要堅持改革、推廣改革，經過以點帶面的突破，促進一個一個系的改革，最後各個系科「你追我趕」地提高研究、改善教學，才能不斷出現高品質的科學工作。
1976年生化系從普林斯頓大學挖了幾位，以生化學家Bruce Alberts為首，包括分子生物學家Keith Yamamoto、細胞生物學家Marc Kirschner。後來還有其他大學來的遺傳學家Ira Herkowitz、細胞生物學家Peter Walter和幾位結構生物學家。
Alberts不僅是研究DNA復制機理的權威，而且非常重視教育。他一方面在當地幫助中學教育，一方面專門主編【細胞的分子生物學】。1983年第一版之後，它暢銷全世界，成為生物學首屈一指的教科書。它不僅教育全世界，也成為UCSF本身的一部份。
Kirschner，其細胞周期的研究接近諾獎，每次學術報告好像昏昏欲睡的他，最後提的問題令人佩服。
Herskowitz、Yamamoto、Guthrie等講課非常好。Herskowitz是我遇到過的講課最好的老師，他的講課調動學生思考，他的考題都很有趣。他在細菌和酵母的分子遺傳學研究都很重要。
生化系不僅自己發展，而且幫助其他系科發展。在Krevans時期，他曾經要求其他基礎系科招聘教授必需有生化系的教授在其招聘委員會，以保證品質。
UCSF的神經生物學、細胞生物學、藥理學、免疫學、生理學、解剖學等基礎系科改革後，都進步很快。
生化系的Peter Walter、藥理系的Ron Vale和David Julius都做出了諾獎級的工作。Julius已經因為發現一類離子通道的功能而獲2021年諾獎，Vale和Walter都已經獲很多其他獎項，被普遍認為很可能獲諾獎。
Alberts離開UCSF後，先後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科學】雜誌主編。Varmus離開UCSF後，擔任多個生物醫學機構的領導，包括全世界最大的NIH的院長，並領導NIH經費增加一倍。Kirschner後來去哈佛大學醫學院，帶著幾個學生建立全世界第一個系統生物學系。
有卓越的研究、加上認真的教育，UCSF出來的學生遍布全世界重要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