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茲別克位於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是古代中亞文明的核心之地。回顧歷史，中國與烏茲別克間的友好交往源遠流長。考古資料表明，早在青銅時代，來自中國的小米就已經抵達烏茲別克，在以蘇爾漢河州薩帕利特佩為代表的若幹遺址中被發現。
公元前2世紀中葉，遊牧人群月氏經伊犁河、楚河流域到達烏茲別克南部的阿姆河流域。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尋找月氏人。約公元前138年，張騫出發後不久就滯留匈奴，在當地生活了10多年後，才經大宛（今費爾幹納盆地）、康居，到達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巴克泰瑞亞），找到了月氏人。這些都是【史記】【漢書】等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歷史，那麽，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究竟在哪裏？長期以來，這一問題都沒有定論。從2000年起，我率領西北大學考古團隊沿著張騫的足跡，踏上了尋找古代月氏文化遺存之路。
追尋古代月氏
從2000年起的10年間，考古隊在甘肅、新疆等絲綢之路沿線區域開展考古調查發掘，最終確認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以新疆東天山地區為中心分布的遊牧文化遺存，應是古代月氏在中國境內的遺存。然而，要使這一發現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只有找到西遷中亞後的月氏文化遺存，透過系統比較研究後，方能實作兩者互證。
為此，我們從東天山地區出發，追蹤月氏西遷路線，最終到達烏茲別克。2009年，我第一次前往烏茲別克考察。2011年，西北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聯合考察隊，對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展開全面考察。2013年，我們與烏茲別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組建了中烏聯合考古隊。
針對古代遊牧族群的考古調研，我們摸索總結出一套「遊牧聚落考古」的理論和方法，打破了學術界長久以來所認為的「遊牧民族居無定所」的論斷，並逐步探索出「大範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模式。透過大範圍系統區域調查，我們踏遍烏茲別克南部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克服語言障礙，逐步了解並掌握了各時期、各型別文化遺存的特征、分布現狀和分布規律。同時，針對以往考古研究的空白、缺陷和錯誤觀點，中烏聯合考古隊開展了科學精準的小規模考古發掘。
在新疆和中亞地區，我們新發現了大量古代遊牧聚落遺址，從而使我們在遊牧考古研究領域的理論、方法和實踐都處於國際領先水平。2015年，中烏聯合考古隊在位於撒馬爾罕市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找到了屬於康居文化遺存的撒紮幹遺址，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記載的張騫經康居抵達月氏的史實相呼應。這一發現令人興奮不已：找到了康居的遺存，就離找到月氏文化遺存不遠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6年，在西天山南麓的蘇爾漢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一處古代墓地因當地居民取土建房而被暴露。我們對該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從拉巴特墓地的墓葬形制、埋葬習俗來看，這類文化遺存在本地區找不到來源，卻與新疆東天山地區公元前5世紀至前2世紀的遊牧文化遺存面貌相似。從其時間、空間和文化特征看，應是西遷中亞後的古代月氏留下的文化遺存。至此，中烏聯合考古取得階段性成果，為我們進一步知悉古代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在全球視野下深入研究中國與中亞地區的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實物佐證。
復原絲路歷史
自古以來，中亞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農業文明與草原文明的交匯之地，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古代人群的遷移、商旅貿易和貨品轉運，使這裏成為國際考古的熱點地區。2014年，我們在撒馬爾罕遇到著名考古學家、義大利波隆納大學教授毛裏齊奧·托西，他率領的義大利考古團隊已在撒馬爾罕盆地進行了15年的考古工作。剛見面時，他認為我們的工作已經沒有必要。然而，當得知我們在他們工作多年的區域新發現了一批古代遊牧聚落遺址後，他的態度立刻發生轉變，要與我們商談合作事宜。
在我們發掘拉巴特墓地時，一位日本學者拿著他們從一座古城遺址發掘的陶器圖問我：「你們發掘的陶器與我們發現的陶器一樣，為什麽說你們挖的是月氏的，我們挖的是貴霜的？」透過多年對古代農牧關系的研究，我們發現，由於生活方式、生產技術和原料來源等原因，古代遊牧人群不會像農業人群那樣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陶器，他們使用的陶器來自農業人群的作坊是很常見的，不能因為陶器一樣就認為他們是同一文化、同一人群。這也提示我們，在找到月氏遺存後，需要進一步厘清古代月氏與稍晚的貴霜帝國之間的關系。
厘清古代月氏與大夏、貴霜、康居和粟特之間的關系隨之成為我們新的課題，並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進展。2018年至2019年，透過系統區域調查和勘探，我們在蘇爾漢河東岸的烏尊市謝爾哈拉卡特村發現了一處大型墓地，清理了早期貴霜和貴霜帝國時期的墓葬25座。這批同時期的墓葬形制和埋葬方式多樣，真實反映了早期貴霜至貴霜帝國時期河谷平原區域多個人群、多元文化的歷史，與以拉巴特墓地為代表的遊牧人群的墓地內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對單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鮮明對比，二者應屬兩類同時並存的、不同人群的文化。我們的發掘工作吸引了法國、義大利、日本等多國考古學家前來參觀，他們均對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顯著的成績表示驚訝和欽佩。目前，中烏聯合考古隊正在透過多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手段，完善系統的證據鏈條，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及突破性觀點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
如果說，此前我帶領團隊在中國境內進行絲路考古，填補了中國絲路考古領域的空白，那麽走出國門開展東方視角下的絲路研究，則改變了過去西方視角下的絲路研究一枝獨秀的局面，為復原絲綢之路的真實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譜寫合作新曲
多年來，我們與烏茲別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立民族大學和鐵爾梅茲大學的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烏茲別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哈薩諾夫·穆塔利弗，是我第一次赴烏就認識的老朋友。經過10多年的合作與朝夕相處，盡管在語言上還有障礙，但我們在思想上互相理解，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可以說，中烏聯合考古隊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突破和進展，與烏方學者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
相互尊重是聯合考古隊建立互信的基礎。我們尊重所在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和人民，尊重我們的合作夥伴。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我們曾經歷過外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在中國進行掠奪式考古的歷史，許多開發中國家有著相同遭遇，留下了許多令人痛心的記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在境外開展聯合考古工作時，絕不重蹈一些外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的覆轍，在聯合考古工作中秉持負責任的態度，不僅要獲取科學研究的資料和資訊，而且必須要做好文物的保護、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會共享。例如，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展示考古發掘現場，我們在撒紮幹遺址一座大型墓葬的發掘過程中，修建了保護性展示大棚。這種做法在當地獲得了廣泛好評。
2019年，「中烏聯合考古成果展——月氏與康居的考古發現」展在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舉行，金銀器、銅器、鐵器、玻璃、玉石、瑪瑙等80組（件）於撒紮幹遺址和拉巴特遺址發掘的文物首次展出，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續寫了中烏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為進一步擴充套件考古研究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同年，我們與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的學術機構，在已有雙邊合作研究機制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了費爾幹納盆地考古中、烏、塔、吉四國交流合作機制，開創了中亞地區聯合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此外，我們堅持多學科、多單位合作的工作方式，國內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學生都參加了聯合考古工作。這既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從事絲路考古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也為烏茲別克培養了青年一代學者。
今年，中烏聯合考古工作再次啟動。8月，我率領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代表團再次存取烏茲別克，與烏學術機構開展合作交流。烏文化遺產署第一副署長圖爾蘇納利·庫齊耶夫對我說，他希望中方在文化遺產保護，特別是考古遺址保護方面向烏方提供幫助。他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中國本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大遺址保護和大遺址考古的理念和實踐，值得與烏方分享，這會成為未來中烏聯合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多年聯合考古工作令我感受到，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以文化遺產為載體，透過聯合考古實作了中烏人文交流合作，促進了中烏兩國民心相通，為雙方的深厚友誼譜寫了新的篇章。
（作者為中烏聯合考古隊中方領隊、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西北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