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鈺 李夢馨
一則【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訊，成了現象級傳播爆款。故事講述了一位年少時意外致殘的農村老人，如何在平凡的日子裏展開他隱忍堅韌的半生。視訊在引起普遍的感動後，隨之即出現了激烈爭論，與喜愛者的感動針鋒相對，批評者認為這不過是一碗美化苦難的廉價雞湯。
輿論對二舅的態度，在「感動」與「反感動」的兩個極端。感動不難理解：二舅身上承載著的平凡的偉大，的確令人動容。而反感動的，則把矛頭對準了所謂的「治愈了精神內耗」。這就有些令人疑惑：讓人動容的美德，為何偏偏不能成為正向的精神鼓舞力量呢?
要理解這種對立，我們觀照社會價值體系的改變，或可得到較為透徹的答案：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追求，而且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總的說，最基本的價值體系無非兩大類：一種是偏重於集體主義，即集體重於個人;另一種偏重於個人主義，即更註重個體價值的實作。
通常來說，在艱苦時代，集體主義更容易成為大家共同的追求。因為道理很簡單，條件艱苦會讓大家很難獨立生存，只有依托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集體，才有更可靠的保障。此時，大家就更看重集體價值，較容易形成為集體付出、奉獻甚至犧牲的信念。這也決定了此時的奮鬥，往往帶有鮮明的悲情色彩，常常與苦難相伴隨。一旦擺脫了艱苦時期，進入相對富足階段，個體生存相對更容易、個人的稟賦優勢也更容易變現，此時個人主義就會擡頭，大家就容易轉向更追求個體能力的張揚和個體價值的實作，同時也更在乎個人權利的保障。此時的奮鬥，更多落腳在自我成就、自我滿足上，甚至帶有一定的享樂色彩，甚至連這個目標本身，都成為奮鬥的前提。奮鬥的臉偷偷地改變了。
而經過多年發展，我們的社會，正變得相對富裕，也正進行著從短缺時代進入消費時代的轉變。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就是：對個人利益的實作、個人幸福的獲取，越來越成為人們更重要的基本需求。於是二舅遭受的苦難，已成為很多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大家也心生抵觸，難以入腦走心，更談不上治愈精神內耗。也就是說，對二舅的反感動，反的不是二舅的美德，而是對二舅那種悲情式奮鬥的排斥，是為實作自我價值型的奮鬥，呼喚更多的社會尊重與保障。
對二舅的反感動者，何嘗不知道，二舅身上的美德，不論對何種奮鬥，都是寶貴的財富。也正因如此，對二舅的爭議，在經歷感動、反感動之後，現在又出現了反反感動。所以圍繞二舅爭論的價值，不僅在於給受感動者帶來的激勵與感動，同時也提醒我們，對奮鬥保障的要求高了、對奮鬥收益的要求高了，這正是時代的進步，我們要正視新形勢下這種新的價值需求，讓社會為每個人搭建更符合當前需求的、有更好保障能力、更合理執行機制的奮鬥舞台，更體現出對人的善意和溫情。來源：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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