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伊斯蘭教的印象往往限於停滯，進而有了一個目前很流行的言論：伊斯蘭沒有經歷歐洲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沒有實作政教分離、言論多元化等項，所以伊斯蘭教是沒有改革的宗教。
要說起這個問題，視野還是要回到一個目前不夠為人熟知的人物身上來：罕百裏。（書多了記混了難免犯了些低階錯誤，現改正此處的人名）
罕百裏教法學派是伊斯蘭教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中最晚形成的，以其創始人罕百裏命名，主張不承認「舉意」（教法者個人主觀判斷）「會商」（教法者會議協商規章）等脫離【古蘭經】原文的內容，只承認【古蘭經】為基本，對其衍生出來的事物只承認聖訓（遜奈），伊斯蘭版「士大夫」的教法學家只有遵循【古蘭經】原文才有創制法律法規的立法權力。
該教派也許對不熟悉伊斯蘭教的人而言比較陌生，但是其提出了一個很基本的點：首崇【古蘭經】。
現在熟悉歐洲宗教改革史的人都該知道一個常識，那便是馬丁-路德與羅馬教廷對質時的說辭之一是「【聖經】優先於教宗的教諭」。那麽，既然伊斯蘭世界已經在古代即中世紀出了一個獨尊經典、反對衍生說教的教法學派，為什麽非要打爛伊斯蘭整個的架構去「改革」呢？直接把罕百裏教派的理論結合當時現實去用就可以了。
所以伊斯蘭教的宗教改革從一開始便帶有繼承性，即繼承了包括哈瓦利吉派原教旨主義傾向、罕百裏教派否認「舉意」「會商」的天然傾向。
然而，繼承性在伊斯蘭教不等於不會發生沖突。
接下來就要說到另外一個人物：瓦哈蔔。
瓦哈蔔師承源自中世紀的罕百裏教派，側重研習罕百裏教派大師伊賓·泰米葉的教義、教法著作，彼時土耳其帝國統治大部份的阿拉伯國土，西方列強對亞丁、埃及等處的殖民業已著手，面對內有外族統治、外有歐美染指的國際國內形勢，他發揚了罕百裏教派首崇【古蘭經】的教義，認為包括後人精心裝修的穆罕默德陵墓等在內是」復活偶像崇拜「，與沙烏地家族聯手之後該教派搗毀了麥地那、麥加等處被認為是」偶像崇拜「的地方。
由此，有些人會認為瓦哈蔔是拒絕宗教改革的，是反對改革伊斯蘭教的。
其實這就是不能代入歐洲宗教改革邏輯的基本誤區：
馬丁-路德、加爾文等推行宗教改革，無一例外都是以羅馬教會不能完全代表【聖經】為由另立新教會，可以說除去英國聖公會是英王為加強集權原封不動接管了當地天主教會成立的，其余如長老會、路德宗等都在最初發展階段帶有一定的原教旨主義傾向。
原教旨→批判現存宗教體制→戰爭+破壞→打破原有宗教框架。
歐洲宗教改革的基本邏輯便是如此，區別是相比於伊斯蘭教，打破原有宗教框架之後實作了教派多元化，進而事實上瓦解了基督教對社會精神生活的一家獨大地位；
而伊斯蘭教如我前文（）曾表述的那樣，哈裏發由於種種爭權奪利的歷史原因無法穩定控制教士階層，教士階層基本代表了社會的「讀書人」半獨立於世俗王朝之外傳教布道，因而也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靶子」去反對，而是先天即派系多如牛毛，有時一座清真寺自有其的教義組織（如華夏清代西北的四大門宦），無法直接代入歐洲宗教改革後百花齊放的發展模式。
伊斯蘭教的教士基本代表了境內近乎全部的「讀書人」，他們的晉升不依靠哈裏發或者什麽大人物的任命，而是由教派、清真寺等培養，從「入學滿拉（滿拉即阿拉伯語」學生「）」到「辦學滿拉（即成為阿訇/伊瑪目，管理清真寺及其瓦克夫寺廟田產）」，培養機制可大（如教派教團）可小（如一座清真寺）。
瓦哈蔔的改革針對的自然是改革伊斯蘭教一盤散沙、幫派林立的現實，這是與基督教社會截然相反的，也是和伊斯蘭世界社會實際緊密掛鉤的選擇。
而且不同於歐洲宗教改革可以在獨立自主的環境下開展，瓦哈蔔的改革牽扯到了阿拉伯民族的民族危機，對內有異族土耳其人的壓迫，對外有西歐列強越來越強的殖民侵略，於是他就把受西方影響較深的土耳其人稱為「假穆斯林」，號召阿拉伯人起兵推翻「假穆斯林」的統治，消除掉「假穆斯林」帶來的、有些甚至是西方文化影響的「毒草」。
於是，瓦哈蔔的宗教改革有以下特點：與加爾文宗相似的激進原教旨主義；將民族危機、宗教危機與排外相雜糅；泛伊斯蘭主義以企圖統一伊斯蘭教；剔除阿拉伯國家歷史開發中衍生出的」雜質「（如聖墓崇拜）。
這些都是基於伊斯蘭教世界的社會環境下發展而來的，而且既然是宗教改革，針對那些腐化墮落的官方烏裏瑪（指土耳其帝國控制下的教士高層）的沖擊力度不亞於馬丁路德批判賣贖罪券的天主教會。
正因為宗教改革有其生命力，既符合了【古蘭經】「穆斯林人人是兄弟」的樸素價值觀，也迎合了對中世紀以來對社會貧富分化不滿的底層人支持，所以即使瓦哈蔔其人死去，瓦哈比派依然能夠存活。
而且，這裏要強調一點：變革伊斯蘭教中世紀秩序的不僅是瓦哈比派。
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
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之初是以英國殖民統治下埃及的一個社會慈善社團身份問世的，然而在反英鬥爭不斷深化的時代背景下，其創始人哈桑-巴納順勢提出了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的政治主張，其後敘利亞等國均出現過穆斯林兄弟會，一般說來穆斯林兄弟會常出現在城市文明較為發達的阿拉伯國家，如埃及、敘利亞等國。
穆斯林兄弟會正如其名「穆斯林人人皆兄弟」出自【古蘭經】，所打出的旗號與瓦哈蔔相似，即反對伊斯蘭國家普遍存在的貧富懸殊、給予底層人更多生存資源、恢復伊斯蘭國家的「純潔性」等。
雖然基督教經在【聖經】有名言「富人上天堂比一只駱駝穿過針孔還難」，現實是基督教社會逐步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拋棄了這個教義，冷戰時期曇花一現的社會福利也在冷戰後受「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沖擊。
相比較而言，伊斯蘭教世界由於基層治理自古以來都是靠清真寺完成，清真寺還因政教合一兼具法庭職能（如清代對南疆提及的阿訇「捧經斷案」），包括天課（即由教士組織傾向對有錢人征收更多款項的社會福利稅）成立的社會福利基金等在內的宗教活動歷史悠久且由宗教教士主導管理分發給底層，伊斯蘭教「均貧富」「親民」的形象使得很多社會變革——或者野心家叛亂——都要假借這個招牌去行自己的事，企圖以此招徠大部份人跟從。
所以雖然在其他國家眼裏，伊斯蘭的宗教改革帶有鮮明的原教旨主義色彩，甚至會被很多人認為「開倒車」，但是畢竟是宗教勢力更積極地幹預了世俗事務，而非中世紀只能半隱居在世俗王朝之外，在維持統治上才會出面與統治者合作，從這看來未必比早期的加爾文宗「日內瓦教皇」遜色在哪裏。
也正因為阿拉伯乃至伊斯蘭世界國家存在了諸多的問題，包括而不限於新殖民主義剪刀差剝削、部族國家認同困難、殖民時期劃界問題等諸多事，伊斯蘭教的改革往往會和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也就容易模糊兩者的邊界。
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即所謂「伊斯蘭復興運動」。
20世紀八十年代起，從摩洛哥到突尼西亞，從埃及到伊朗，伊斯蘭世界很多人重新戴上了白帽與頭巾，而且主動積極地參加宗教禮拜，這也被西方稱為「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開始。
直接原因其實與伊斯蘭教甚至都並無直接關聯，而是西方模式世俗主義在伊斯蘭世界的本土化失敗：
冷戰之初受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影響，以埃及為中心形成了阿拉伯國家的共和國「圈子」，伊朗在美國影響下開始「白色革命」，阿富汗則在「紅色親王」達烏德政變後宣布要走「新道路」。
結果是埃及共和的國父納賽爾因第三次中東戰爭失敗氣血攻心而死，伊朗巴列維王朝在全國十分之一人口參與伊斯蘭革命下流亡美國，達烏德改革先是逼反了部族勢力引發內戰，而後被親蘇的人民民主黨推翻殺害。
以這三個典型為例，「紛紛揚揚，落得個稀裏嘩啦」的世俗化結果導致了伊斯蘭世界普遍質疑其水土不服的世俗主義，認為其並不能改變各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現狀，由此本就對西方文化心存芥蒂、又因為生活收入差距無法充分享受世俗化紅利的很多普通穆斯林自然尋找到了最容易被擡出來的旗號：伊斯蘭。
面對世界全球化的沖擊，民族歸屬感的問題浮出水面，簡單盲從西方文化必然面臨被其吞噬的危機，這時候伊斯蘭教便成了一個很好的由頭：
對窮苦穆斯林，伊斯蘭教給了一個合理合法的、對社會不公進行批判的平台；
對掌權穆斯林，伊斯蘭教使得自身的統治變得更合理，更能迎合民意以穩定統治。
於是在當時的突尼西亞等國往往出現這樣場景：政府推行某類措施稱「遵從伊斯蘭教」；部份民眾反對稱「違背了伊斯蘭教「：」遵從「與」違背「都必須掛上一個伊斯蘭教的」政治正確「才能堂堂正正說出口提出來。
如果是中世紀，穆斯林國家的君主恐怕很難會這麽大力度迎合伊斯蘭」標簽「，比如伊斯蘭化的蒙古各汗國喝酒是常態，巴布爾甚至還有吸D嫌疑；比如土耳其蘇丹假借宮內異教徒官吏名義，給自己搞了一大堆教規違禁品享用......
如此情形民意洶洶，豈能僅僅是一個「沙烏地阿拉伯出錢資助」「阿美利卡搗亂」就能解釋的通呢？
蕓蕓眾生需要最直接的改變，無論最終去向何方；各種引領宗教改革浪潮的人如瓦哈蔔、哈桑-巴納等人各有特色也各有立場，註定了不盡相同的發展軌跡。
只要普通的穆斯林居民還要生活，只要現實的生活有這樣那樣的矛盾需要面對，那麽伊斯蘭教的宗教改革並不會因為一個人或者一個教派而止步，也絕不僅僅停留在與世隔絕的書齋象牙塔，像拉丁文、梵文一樣變成一門日常生活死的語言。
因為正如很多穆斯林學者強調過的那樣，伊斯蘭是個入世的宗教，所以沒有「出家」的概念。
2022-7-16增補：
一位伊朗歷史學家阿米爾-塔赫裏（Amir Taheri）在著作【真主道髓（The Spirit of Allah）】之中舉出了這樣的例子，我個人認為可以給前赴後繼參加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人們做一個備註：
「國王（巴列維王朝）的政府各部、工廠、新的城市開發中心、超級市場、電影院、賭場、歌劇院、鄉村俱樂部、美國風格的賓館、舞廳、大學、有歌舞表演的餐館和國會紛紛湧現，它們如同來自另外一個星球。而真正的伊朗（即底層人）依然停留在狹小的巷子、清真寺、巴紮（大棚市場）與伊斯蘭學校裏。」
霍梅尼本人固然是個老練而多計的政治家，但是如果沒有如此兩極分化的國情，西方視角所謂「逆世俗化」也不可能在伊朗大地落地生根。
生活在底層的民眾看不到多麽偉大的社會意義與絢爛奪目的奢華，他們大多只想過繁衍生息又能有些面子的生活，而只要有人能針對這點對癥下藥，把他們改善物質生活與精神困苦的樸素願望同各自的主義綱領相結合以迸發出巨大的能量，直接關乎收入養家的社會問題又是客觀存在且無處不在的，那麽豈能怪民眾」開倒車「「愚昧」去不安做餓殍，不肯順受至無聲無息？
或者說，所謂的「世俗化」除去帶給一部份靠親西方起家的少數精英以紅利「自由」，剩余大部份人即便按最直觀的物質收入看又得到了什麽呢？
也許正因為物質上的貧困與精神上被西方沖擊的無所適從，伊斯蘭復興運動時至今日依然方興未艾，伊斯蘭世界的很多人本能地想要回到更加親切且有「均貧富」（如伊斯蘭教禁止利息）色彩的宗教傳統、透過傳統走出一條現代社會更適合他們社會實情的道路吧？
安得廣廈千萬間，廣廈一千萬一間，既然如此，可能參與者大多也不清楚後果是否真的能立竿見影，寄托底層變革的願望、卻又難以找到速成方案的宗教復興不可謂不前赴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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