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佛教的罪罄竹難書！
占地：
北周人口不到一千萬，寺院卻有萬余所，北齊人口兩千萬，寺院三萬余所，唐武宗時人口五千多萬，寺廟接近五萬所。
武則天時的洛陽「公私田宅，多為僧有」。唐代宗時的長安「美田豐利，多歸於寺院，吏不能制。」其他地方的寺院也是 「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輾莊園，數亦非少」，以至於會昌滅佛時能「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
益希旺波進讒後的吐蕃（西藏）：
規定每3戶庶民供養1僧人，另定200戶庶民及土地為供寶基地，基地的全部管理權由寺院掌握，朝廷及地方官員無權過問這些屬於寺院的民戶、土地。斂財：
僧尼不僅「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還大肆攥取社會財富。東漢時才傳入的佛教在南北朝時就已醜態畢露：
苻堅對司州西寺智賢十分敬重，特意為她織繡了一件袈裟，三年方成，價直百萬。簡靜寺妙音，「供嚫無窮，富傾都邑」，經常是「門有車馬日百余兩」。宋文帝就對普賢寺寶賢深加禮遇，供以衣食；到孝武帝時，仍然雅相敬待，月給錢一萬。靈太後從姑所立胡統寺尼姑，「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建福寺智勝受到文惠帝的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締構房宇，闔寺崇華」；樂安寺釋惠暉，「王公貴賤，無不敬重，十方嚫遺，四時殷競」。到了唐朝，佛教更是變本加厲。姚崇不滿皇家大興佛寺，因為每寺「皆費巨百萬，耗蠹生靈。」武則天時，民眾「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政府「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治之金以為像，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此耗竭」。唐中宗時，「今天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唐文宗：「其間吾民困於佛」。唐武宗時「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以至於武宗感慨：「窮吾天下，佛也」。
同時期的吐蕃，也深受其害：
發給釋譯師的薪傣與諸大臣相等，每位譯經師所得的薪捧相當於贊普衛士33人所得總和。後經世尊宗師巴·益希旺波的建議和贊普（即吐蕃首領）的批準，作了進一步補充，規定每3戶庶民供養1僧人。
赤熱巴巾時期，為了提高僧人待遇，更改政策為「7戶庶民供養1僧人，提供衣食，凡看見僧人穿破舊衣服，質問其供養民，嚴厲處治。」還明確提出「向全吐蕃征集王的賦稅，向僧人獻上最高的生活。」
搶人：
由於僧尼兵役勞役皆不用服，賦稅捐租皆不用交，所以很多百姓都選擇出家：
北魏全國總人口為2300多萬，僧尼就有200多萬，占總人口的8.69％；北齊全國總人口2000萬，僧尼達300萬，占總人口的15％；北周全國總人口900多萬，僧尼多達200萬，占總人口的22％。這些只是正式出家的人，還有伺候他們的人：
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吐蕃「人民都喜歡出家」，唐朝每個僧人可分地30畝，每個尼姑可分地20畝。這還僅是政策，不包括封賞，因此出家的人越來越多：
去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發者無算。
人口持續流入寺院，導致兵源、勞力、稅戶嚴重不足。滅佛後的收益也極為可觀：
全國稅戶共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戶，比「元和中興」時期增加了兩倍多，這是安史之亂以後國家最盛時期。竊權：
南北朝時：
比丘尼也參與政治生活。簡靜寺支妙音是當時政治生活中最為著名的一位。「於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姏姆尼僧，尤為親昵，並竊弄其權」，「權傾一朝，威行內外。」唐武宗登基前：
在朝廷內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國公等一類的顯官貴爵，有的甚至被封為將軍而參與軍機事務，涉及國家軍事機密。至於那些雖無官爵但與權貴交往密切因而氣焰囂張的僧人，更是屢見不鮮。竊權幹政在吐蕃更為嚴重，樨松德贊時期：
開創了佛教僧侶參政攝政的先河，給予極大的行政權力，如敕封佛教大師益希旺波為「世尊宗師」，尊為贊普之上，並成客製，頒賜大型黃金告身，位在大尚倫之上，設佛法會議，列在尚倫小型會議之前，並規定由世尊宗師主持大尚倫的小型會議。後來的贊普赤熱巴巾是個極端佛教徒，他不僅自己向僧侶和像僧侶的人行禮，還要求臣民如此。為了尊佛，他制訂了一系列酷刑，政治什麽的，也拱手讓於僧：
據【政教合一制度】記載，「贊普將頭巾脫下，鋪開當出家人的坐墊以表崇敬，即使對剛剛出家的僧人，也對之行頂足禮，哪怕在一個普通人身上看到一塊黃色修補程式，也要向之行禮。」並下令道：「若手指我的出家人，豎指則斷其指。臣民們又以手作輕蔑手勢被說成違法，而被割指……凡惡罵僧人者，割唇凡惡視僧人者，刻其眼凡盜竊法器者，以80倍的財寶賠償等。」還制定了斜眼敵視的挖眼等。使僧侶的權力淩駕於世俗群臣之上，「凡有大小朝，亦皆請決於高僧。」「贊普將一切都奉獻給出家僧人，政事按佛法辦理，權利歸於比丘。」
犯罪：
透過以上描述，大家應該對佛教的寄生蟲內容有了認識。然而佛教不僅要吃奶，還要罵娘。
寺院裏出現了自己的佃戶，甚至於出現了「僧兵」之類的寺院武裝。寺院收容避役逃罪之人，「逃丁避罪，聯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寺院還放高利貸，例如北朝寺院就利用僧祇粟來謀利：「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
最具代表性的是太武滅佛時的長安僧人，暗藏武器、私通貴女、釀酒喝酒、幫匿黑錢：
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對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軟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
釀酒沽酒、搜刮囤積隱匿錢財、勾結私通貴族平民婦女，酒、財、淫三條均違反了佛教戒律，又觸犯了北魏法令。
為僧時做惡，還俗後也不知收斂：
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便入鄉村，劫奪人物，觸處甚多。州縣捉獲者，皆是還俗僧。
